何应钦曾是蒋介石的宠臣，左右侍奉数十年。代表中国在湖南芷江、南京等地接受日本代表的投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位行政院长

何应钦(1890-1987)，原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1908年赴日留学入振武学堂，一

年后入士官学校步兵科，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陈其美的司令部任职，19

13年在江苏任营长。

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1916年秋回国后任黔军团长、旅长。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1922年入云南任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6月任黄埔军校战术少将总教官，1925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翌年任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开始后，率第一军参战。

1925年3月12日，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一次东征期间，在棉湖之役，林虎部以近10倍于国民军的兵力围攻蒋介石的指挥部。何应钦率领第一团拼死抵抗。由于第二团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向敌人侧背攻击，致使第一团承受的压力太大，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整个阵线几呈动摇之象。

在危难中，蒋介石流着泪对何应钦说：“你必须想法坚持，挽回颓势，否则什么都完了!”何应钦激于义气，也感到了不拼即死，遂挺身再次督队冲锋。关键时刻，第二团赶来从侧背攻击林虎军，将敌击溃，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此次战役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更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甚至以3月12日这天，作为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当时北伐军分兵三路，主攻方向在两湖，何应钦以东路军总指挥的名义率3个师向福建进攻。由于孙传芳主力集中在江西一带，东部力量空虚，所以何应钦部进展顺利，未遇激烈抵抗便于12月攻下福州。次年2月发动江浙战役，大挫孙军，3月占领杭州，何应钦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何部损失很少，却大功告成，随之声誉大振。

何应钦是1929年至1930年间蒋介石进行军阀混战的主要助手，先后参加了对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战争，何应钦屡创佳绩，为蒋介石中原大战的最后胜利立下战功。

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不顾日本帝国主义正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却忠实拥护

并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积极主张集中军事力量进攻中国工农红军，消灭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参加指挥第二、三、四次“围剿”作战，但三战皆败，被中国工农红军打得焦头烂额。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上海，挑起战端。在对日问题上何应钦采取妥协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逼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统治集团立即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而何应钦却暗自欢喜，认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了。何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不惜玉石俱焚”。不难看出，何应钦的目的明显有二：能在讨伐中置蒋介石于死地，他就可以取而代之；如果出兵把蒋介石救出，他又是救驾的第一功臣。

西安事变后，蒋、何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复杂。蒋介石对何应钦采取了中国紫禁城的传统方式：疏者位尊而大权旁落，亲者位卑而独揽一切。何应钦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影响相当大。蒋介石尚需要留用何应钦为其卖命。蒋介石一手扶植起来的陈诚此时羽翼尚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影响取何而代之。1938年4月8日，何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9年3月，蒋介石出笼其“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何应钦随之为此卖力。1940年10月19日，他与白崇禧发出致朱德、叶挺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吞并友军”，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皓电发出后，国民党顽固派紧接着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他在幕后策划，命其亲信顾祝同对新四军发动进攻，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扣押军长叶挺，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给抗日战争造成了严重损失。

1944年11月，何应钦被解除了担任14年之久的军政部长职务，由陈诚接任，至此，蒋介石已经完成了以陈代何的计划。12月，何应钦在昆明就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配合盟国英、印军队同日军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何应钦接连到恩施、安康、西安、南城等地视察国民党军队，并布置各战区司令长官抢先接受日本投降，防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以此抢夺抗战胜利成果。8月12日，何应钦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湖南芷江接受日本代表的投降。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正式接受日本冈村宁次的投降书。但何却秉承所谓“以德报怨”国策，“对冈村宁次及其统率的130余万日军给予比较一般国际习惯为优的待遇”。何应钦勾结日伪军，以恢复治安、维持秩序为名，让日军保持建制，特令冈村宁茨负责联络，阻止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

1946年6月，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了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

1947年5月，何应钦奉召回国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就任翁文灏内阁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孙科内阁也接着垮台。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要张治中到溪口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开始坚持反对，但为了和桂系抗衡，认为何应钦有可利用之处，便同意了。何应钦欣然从命，心甘情愿地做了国民政府的送终人。

5月30日，何应钦见大势已去，辞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职务，逃到台湾。

●在蒋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有两次与何应钦有关。到台湾后，他深居简出，不闻政事。为免使蒋产生猜忌，一方面表示有归隐之意，另一方面又不放过任何表示支持蒋的机会

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不久，3月13日，是黄埔时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借招待酒会之机，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军队的勇敢精神，诸如“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云云。末了，则一再为台湾的前途打气，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取得“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

作为回报，蒋介石也为何应钦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应钦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时已委任给他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手里拿了过来，交给了何应钦。然而，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决策咨询机构，

实际上则是蒋介石愿“问”则问，不愿“问”则不问，不过是蒋介石用以安抚元老派的一个虚职而已。

既是虚职，虽然何应钦心中不悦，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忘记他。6月16日，何应钦主持“黄埔军校2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典礼，又在会上致词，要求人们“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青睐，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可是，要想让蒋介石对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企图重振“党威”而设的。“改造”期间，该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职权，原中执委和中监委职权停止使用。16名委员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等榜上有名，全是蒋介石着意扶植、重用的对象。而何应钦、阎锡山、张群这些元老派则榜上无名，自然成了“改造”的对象。曾是何应钦的手下、后来成为何的对手的陈诚，因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同乡，而又对蒋绝对忠诚，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和何曾交恶甚深，由陈出面组阁，自然没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反共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联日反共”，何应钦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夫人所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冈村宁次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也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MRA”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的“反共”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反共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

从此热衷于道德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50年代到70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赶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后幸免彻底灭亡，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股脑儿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伐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题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蒋介石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何投之以桃，蒋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0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蒋经国身上。何应钦又变换花样，以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红光。

蒋经国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他在致祝贺词中称：“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都感到非常欢欣。”他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一阵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连忙自谦地称：“自追随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50年来虽然竭尽忠悃，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的资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90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他还对与会人员勉励一番，认为现在正是国民党“极必复，转危为安的契机”，要“强化我们的领导核心，共同在蒋‘总统’经国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茶会上，蒋经国还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上书：“敬公九秩大庆松柏不于岁寒晚蒋经国。”何应钦当场将寿轴展示，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举刀切开9层生日蛋糕。

国民党的一班要人也纷纷赠何应钦以寿文，尤称赞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知遇”之交。谷正纲等“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8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齐桓，太公佐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何应钦一生生活检点，在那个年代面对不能生育后代的发妻，不嫌弃，不纳妾，可谓难得。何应钦养生有三大秘诀：以宽忍为怀、生活有规律、相信医生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但家庭生活十分幸福。1917年，他与当时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王文湘结为伉俪。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操持家政，侍奉何应钦，成为何日后荣辱坎坷的忠实伴侣。王文湘终生无出，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生儿育女，续接何家的香火，被何怒斥一顿。几十年过去了，夫妻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夫妇将丽珠看作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何应钦夫妇享尽了天伦之乐。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亲奉汤水，侍应于左右，并每年送王到日本治疗。王文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必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即使是病重亦不肯缺席。王文湘生性开朗，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她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再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她多活了20多年，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老妻的离去，使得何应钦非常悲伤。虽然妻子一直身体不好，他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夫妻俩相依相靠，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妻子撒手先去，一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那天上午，他把女儿叫到书房，就像朋友一样，向女儿娓娓讲述了他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说着说着，何应钦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爸爸，人死是自然规律，妈妈已是高寿而终，您应该宽心。现在我们在您身旁，会好好地侍候您老人家的。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啊。”何丽珠轻言细语安慰着何应钦。

女儿何丽珠非常孝顺父亲，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便于何丽珠及秘书、侍从照顾何，台湾当局“国防部”在厦门街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给何使用。何丽珠和丈夫很快搬过来，陪伴父亲。一家人热热闹闹，何应钦很快就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常态。

1978年10月4日，《亚中时报》曾报道如下：

栽植兰花，观赏兰花，占据了何老将近3年来大部分闲暇，3年的时间，他对“兰艺”由陌生到登堂入室，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去“钻研”，现在，只要他见到了“外行”，总会亲切和蔼地拉到一旁，上一课速成的“兰花经”。

何老将军爱上兰花是非常偶然的。3年前，一位日籍友人为了向这位老将军的“80大寿”祝福，老远送来一盆“芙蓉殿”，何老将军并不在意这盆看似平常的花草，就搁置在门口，两三天后那位日本朋友登门道贺，惊异于他的“外行”和“不惜花”。原来这竟是一盆价值25万元日币的名贵品种，喜爱园艺的何老将军，从此引发了兴趣，在庭院中加盖了3间兰屋，取名为“常乐轩”。从此，鱼池中的24条华贵“金鱼”，又增加了一位美丽的朋友。

何应钦所栽培的兰花将近200盆，每天清晨6时他就起床亲自照料这些娇脆的生命，他拥有的名花非常的多，像日前身价颇高的“鹤之华”、“太阳”、“瑞宝”、“墨兰”等，及台湾少见的中国春兰“汪字”、“大富贵”、“余蝴蝶”、“翠一品”、“宋梅”、“集圆”、“如意素”，他都有栽藏。其中，“汪字”和“宋梅”在台湾仅有两盆，另一盆是栽培在总统官邸。

用“白手起家”来形容何应钦的“产业”--兰花，该是最恰当的，他虽然有各种品种的兰，却绝大部分是朋友送的，他说：“养兰必须要投下大资本，我自己是买不起的。”

国兰原产于我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远在2400年前国人即知道兰花的欣赏与栽培，由于兰的高尚雅洁，自古以来一直为骚人墨客所吟咏，入清以后，兰花更是盛行一时，江浙一带书香人家几无一户没有兰花。

80余高龄的何将军有一根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只有在赏兰时才用，每当他见到一株亲手培养的兰花发了新芽或是有演变成第二代的趋向时，他就会兴奋地举起拐杖频频指点说：“有希望!有希望!”

也许是何将军认真、勤恳的精神感动了一盆“瑞玉”兰，在短短的3年内，竟由8英寸长长到2英尺大，这在兰艺是很少见的，何老将军在看到了他在兰花上可观的成绩，就如同他过去那些彪炳、煌耀的战绩般令他激动，他说“这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

何将军的侍从参谋魏中校说：“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就像我们的老师，没有距离，部属们都赞佩他的‘大公无私’。”

何将军的个性平和。他能和各阶层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愉快相处，尤其是他轻松、幽默的谈吐，更使年轻人如沐春风，敬而不畏。

他从不像别人一样责备今日的年轻人狂妄、无知、享乐、好逸恶劳，他认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他总是以长者之风勉励青年人“勤能补拙”，做人做事要认真、负责，对于国家、民族要忠贞不贰。在这些方面，他确实是无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

年轻时的何将军，虽然戎马倥偬，却也度过了一段今天年轻人所最向往的岁月，他精于骑、猎，在他的“摩登”时代，他还记得他的坐骑是一匹黄色的壮马，“我的骑术不错”，他的口气中透着些自豪。

打猎也是个热门的玩意儿，惊险、刺激，及足够的机智，何应钦的足迹遍及大陆各省，到台后，也曾带着猎狗在高雄、嘉义、宜兰等地射猎山猪、野兔，他说：“打猎是猎狗第一，猎枪第二，技术第三。”

何将军同时也是位桥牌高手，台湾的桥牌盛行也是他一手提倡的，曾经是桥社名誉社长的何将军，如今因为“年纪大了”，只偶尔在家中自己玩玩。

有人玩笑性的向何将军说：“您是现代化，很时髦的吧……”何将军也不置可否，他的高

尔夫球技确是不弱，走上两圈都不会气喘，这就是他的健康之道了，所有的运动都是维护健康的方法。

年届84高龄的何应钦，确实懂得“健康而后常乐”的道理，他从不轻易发怒，看看他聪敏的双眼、双耳，和数得出的几丝皱纹，他真不像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更不像一位身经百战、驰骋沙场的老将，倒像一位哲人，令人景慕。

何应钦身体一直很好，他的健康长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次，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何应钦去介绍养生之道，何高兴前往。他在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秘诀。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从我个人的心得与体会来说，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修养、生活和医药。”

“我是一个基督徒，遵照上帝的旨意，人应当宽忍为怀。《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大德必得其寿’，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简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会始终处于轻松向上的状态。这对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从不打乱。这种生活习惯，是我年轻出外读书时就养成的。我不嗜烟酒，不暴饮暴食，就是在战争年代，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

“除生活有规律之外还要适当运动。我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球类、田径我都很喜欢。

到台湾后，我的爱好改为‘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后来年纪大了，不能打猎了，高尔夫球也打不动了，我就以散步为主。出外旅游，能步行时，我就不坐车，以活动筋骨。”

“第三，要相信医生。人生了病，就要抓紧治疗，而不要讳疾忌医。我的夫人王文湘身体一直不好，她之所以能够多活20年，靠的就是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所以我只要感到不舒服，就会马上到医院看病检查，及时治疗。”

会上，何应钦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大量的事例，介绍了自己的养生心得。他的讲话，得到了台下人们的阵阵掌声。到台湾后，何应钦政治上不得意，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禁锢在深宅大院里，而是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活跃自己的思想，这大概也是何应钦之所以健康长寿的另一种原因吧。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前来祝贺的人非常多。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为终生军籍，故不能参加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为憾。但他作为何氏一门尊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致贺词。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会的骄傲。何应钦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对同乡们有过多的关照，但到了晚年，同乡会的重大活动，他时有参加。每年何应钦生日时，同乡们就要设宴祝贺，如果何应钦实在推卸不了的，他必一再叮嘱操办之人，要节约，不能铺张。他参加宴会时，必自带酒水，以减轻同乡会的负担。宴会上，何是长者尊者，但他从不摆架子，用贵州话叙说家乡掌故和有趣开心的故事。这些，深得同乡们的敬重。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也不推辞。

随着年岁增高，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与日俱增。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故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仿佛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时代。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带回家乡的土特产。有人从贵州探亲回来，他必定要向他们打听大陆亲属们的情况。

春去秋来，转眼何应钦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常常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幽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根据何应

钦向他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幽镇的风景，凭想像画出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看着画中家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这幅图画一般在眼前打开，他仿佛觉得自己已回到了故乡。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现为市）城南约42公里的泥幽镇。他出生时的何氏旧居，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当地政府还拨出专款，对何氏祖居进行了修葺。一次，一位兴义小同乡回大陆省亲，返台时，带来了一本家乡人赠送的兴义市及泥幽镇的彩色影集，他还带话说：

“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一辈子反共，直至老年。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他看到了。传过来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信息，都当作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尽管如此，何应钦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他时常把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上的泥幽街，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看到泥幽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那羊肠小道，他就想到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道，离开泥幽，到兴义考县立高小。他就是从这条小道，走出泥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每每想到此，何应钦就会陷于深深的思乡怀旧之中。但这种人之常情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

晚年何应钦的思想，一直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苦苦煎熬着。何应钦95岁时，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90和95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何应钦就是靠这，冲淡着自己的思乡之苦。

1986年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

1987年初，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荣民总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

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100岁。

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